然而女性身體可耐受高劑量的馬兜鈴酸,則對於持續攝取馬兜鈴酸而渾然不知,使其身體長期暴露在致癌代謝物的風險中,最終導致癌症
與會台僑陳瑞寶認為川普「台灣搶走美國晶片生意」的發言並不公允,盼川普完整說出美國晶片產業的真相,而不是只丟出短短幾句話試圖拉抬支持率。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國應挺身而出,承認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兩黨都有共識,要確保美國與台灣同在。(中央社)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華府分會於華盛頓當地時間20日邀請民主黨、共和黨代表分享自家總統參選人政策,雙邊歧異不少,唯一在「台灣有事」議題上展現大團結氣勢,強調美國不願見無辜生命犧牲,必須挺身而出。民主黨籍維吉尼亞州參議員沙立姆(Saddam Azlan Salim)及共和黨籍的前馬里蘭州州代表巴洛特(Neil Parrott)向在美台灣人社群分享台灣、移民、經濟等政策,有意競選聯邦眾議員的巴洛特數次抨擊拜登政府,從移民管制寬鬆到美國國力「軟弱」讓俄羅斯起心動念侵略烏克蘭等,無一不批,沙立姆則採取守勢。巴洛特以香港現況為例,指香港被中國接管後「完全是一場災難」,如今香港受到壓迫,不願台灣遭逢相同命運。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在美台灣人社群20日邀請民主黨、共和黨代表分享自家總統參選人政策,在美國教書37年、每年培養100名IC工程師的教授許根旺(前,灰西裝者)出席聆聽
謝峰曾在美國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後言語威脅台灣。這時,來自西藏的哈佛女學生拿出寫著「人民死亡」的布條批評中國涉及在西藏、東突厥斯坦的種族滅絕,讓藏人、維吾爾族人受盡磨難,高呼「謝峰可恥」、「西藏自由」。話說從頭:爬梳同婚正反方論述流變 台灣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
」換言之,相似的倡議與論爭,其實早已在報章媒體悄悄上演,然而台灣社會卻一直等到20、30年後,才開始注意這些聲音。」李怡青緊接著說,「但如果檢視『內容』的變化,會發現文章內容的類型與主要論點,並沒有太大不同。這表明了無論性傾向認同為何,所有人的身心狀況都可能受到激化的議題論述影響,特別是認同「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年輕學子。由於參與者透過隨機分派(random assignment)到這三組,研究者可以從人們觀看不同論述後展現的反應,與控制組進行比對,進而推論正、反方論述的心理影響為何。
另一方面,同婚正方論述則可讓性少數男性群體的「自覺造成他人負擔感」降低,基於感受到友善的環境氛圍,從而改善自我評價。回顧起初,是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推動同婚運動的重要人士之一:許秀雯(1972年—)律師,才與NGO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牽上線。
舉個例子:當年社會流傳不少爭議言論,除了造成性少數群體身心受挫,是否也衝擊了相信「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多數年輕族群? 當時也有很多人問:「同性戀組成的家庭,要怎麼教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相比,同性伴侶家庭的家庭關係、家庭功能、子女的身心健康與發展狀況,究竟有沒有差異? 以上這些,都不是信不信由你的價值觀或信念選擇,而是科學問題,也是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怡青念茲在茲的研究議題。當同婚議題成為社會輿論焦點,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頓時成了被放大檢視的對象。隔年政府遞送《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造就台灣如今以專法保障同性伴侶結婚、成家權利的現狀。一片質疑聲浪中,李怡青觀察到,許多反對同性婚姻論述的內容——例如主張同婚違反道德倫理、甚至連結至性病問題云云——這些主張不僅缺乏有效的論據基礎,更隱含對少數性傾向身分的汙名。
透過多國研究文獻的蒐集統整,到國內的深度訪談、論述內容分析、問卷調查以至實驗研究,李怡青秉持心理學家的實徵精神,同時結合多元研究方法,試圖為台灣性別與性傾向議題中一個個懸而未解的缺口,找到證據的拼圖。|Photo Credit: W. Xiang攝影 via 《人文島嶼》 「同婚議題不是2018年才橫空出世。」 後續,李怡青又執行了第二個研究,樣本數擴大到400多人,結果仍然相同:正方論述會改善學生族群的情緒狀態與幸福感,反方論述則引起情緒困擾等負面後果。「1124公投結果宣布後,新聞報導有人疑似因為無法接受而自盡。
「結果發現,同婚新聞報導在『數量』上確實有明顯消長:將近九成的文章在2012年後,也就是各方勢力爭辯的第三時期才出現。有趣的是,同婚正、反方論述的心理影響不只發生在性少數群體,就連異性戀群體也有相似效果:閱讀正方論述後,這群年輕世代的正向情緒顯著提升,反方論述則會激起他們的負向情緒。
文:人文.島嶼 (採訪撰稿:林義宏|攝影:林俊孝、W. Xiang) 2018年,台灣婚姻平權議題熱度因全國公投達到高峰,同性婚姻的支持與反對方在電視辯論會、社群網路、街巷文宣布條、你我家中的晚飯餐桌上,展開熱烈攻防。從11月24日跨入11月25日的深夜,中選會宣布通過「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以民法婚姻規定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等公投結果。
本於「科學證據」的議題論述 身為一名心理學家,本可在學院中默默發表論文,李怡青卻選擇站上社會爭議的前線。結果顯示,對於非異性戀的性少數群體而言,同婚反方論述確實有負面的心理影響,造成主觀幸福感下滑。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許多人似乎忘記了:語言具有真實的力量,足以傷害他人。早在1980年代,台灣就已經出現非系統性的、個人式的訴求和聲音。我不曉得實情究竟為何,但從研究上,已經清楚看到議題論述對於少數群體、甚至所有人的情緒和生活福祉,都會產生實質影響。李怡青解釋:「公投期間出現許多排除性的言論,台灣彷彿成了一個不願接納多元的社會,難免有人會因此難受,覺得台灣不該是這個樣子。
」李怡青引述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在《台灣人權學刊》發表的看法,將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舉個例子:當年社會流傳不少爭議言論,除了造成性少數群體身心受挫,是否也衝擊了相信「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多數年輕族群? 當時也有很多人問:「同性戀組成的家庭,要怎麼教小孩?」與異性戀家庭相比,同性伴侶家庭的家庭關係、家庭功能、子女的身心健康與發展狀況,究竟有沒有差異? 以上這些,都不是信不信由你的價值觀或信念選擇,而是科學問題,也是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怡青念茲在茲的研究議題。
「結果發現,同婚新聞報導在『數量』上確實有明顯消長:將近九成的文章在2012年後,也就是各方勢力爭辯的第三時期才出現。話說從頭:爬梳同婚正反方論述流變 台灣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
當同婚議題成為社會輿論焦點,同性戀等性少數群體,頓時成了被放大檢視的對象。由於參與者透過隨機分派(random assignment)到這三組,研究者可以從人們觀看不同論述後展現的反應,與控制組進行比對,進而推論正、反方論述的心理影響為何。
我不曉得實情究竟為何,但從研究上,已經清楚看到議題論述對於少數群體、甚至所有人的情緒和生活福祉,都會產生實質影響。回顧起初,是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推動同婚運動的重要人士之一:許秀雯(1972年—)律師,才與NGO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牽上線。本於「科學證據」的議題論述 身為一名心理學家,本可在學院中默默發表論文,李怡青卻選擇站上社會爭議的前線。所幸事過境遷,幾年之後,大眾對同婚的態度又漸漸趨於緩和、相對能接受的狀態。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許多人似乎忘記了:語言具有真實的力量,足以傷害他人。文:人文.島嶼 (採訪撰稿:林義宏|攝影:林俊孝、W. Xiang) 2018年,台灣婚姻平權議題熱度因全國公投達到高峰,同性婚姻的支持與反對方在電視辯論會、社群網路、街巷文宣布條、你我家中的晚飯餐桌上,展開熱烈攻防。
」 後續,李怡青又執行了第二個研究,樣本數擴大到400多人,結果仍然相同:正方論述會改善學生族群的情緒狀態與幸福感,反方論述則引起情緒困擾等負面後果。」李怡青引述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在《台灣人權學刊》發表的看法,將同婚運動區分為三個時期:「孤軍奮戰」(1985~2005)、「立法院叩門」(2006~2012)、「各方勢力爭辯」(2013~2015)。
透過多國研究文獻的蒐集統整,到國內的深度訪談、論述內容分析、問卷調查以至實驗研究,李怡青秉持心理學家的實徵精神,同時結合多元研究方法,試圖為台灣性別與性傾向議題中一個個懸而未解的缺口,找到證據的拼圖。」換言之,相似的倡議與論爭,其實早已在報章媒體悄悄上演,然而台灣社會卻一直等到20、30年後,才開始注意這些聲音。
李怡青解釋:「公投期間出現許多排除性的言論,台灣彷彿成了一個不願接納多元的社會,難免有人會因此難受,覺得台灣不該是這個樣子。|Photo Credit: W. Xiang攝影 via 《人文島嶼》 「同婚議題不是2018年才橫空出世。」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調查,台灣社會對於同婚態度最為負面的時候,正好落在公投前後。早在1980年代,台灣就已經出現非系統性的、個人式的訴求和聲音。
這表明了無論性傾向認同為何,所有人的身心狀況都可能受到激化的議題論述影響,特別是認同「婚姻是基本人權」的年輕學子。一片質疑聲浪中,李怡青觀察到,許多反對同性婚姻論述的內容——例如主張同婚違反道德倫理、甚至連結至性病問題云云——這些主張不僅缺乏有效的論據基礎,更隱含對少數性傾向身分的汙名。
」李怡青緊接著說,「但如果檢視『內容』的變化,會發現文章內容的類型與主要論點,並沒有太大不同。結果顯示,對於非異性戀的性少數群體而言,同婚反方論述確實有負面的心理影響,造成主觀幸福感下滑。
另一方面,同婚正方論述則可讓性少數男性群體的「自覺造成他人負擔感」降低,基於感受到友善的環境氛圍,從而改善自我評價。「1124公投結果宣布後,新聞報導有人疑似因為無法接受而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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